渣油泵政协委员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

渣油泵政协委员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从医药代表到药房医生再到开处方的大夫，药品回扣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医院院长都很难查出来。”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医师李佩文说，人们都意识到药品回扣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却很少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则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究其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董协良委员直言，“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医院如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了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由于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违背了价值规律，导致很多医生开“大处方”，从药品回扣中进行补偿。“让医生自己找食吃，难免不生出事情来。”

　　如何从根本上确保患者利益不受损？董协良委员建议从4点着手：引入第三方监管，设立医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应由独立于医院的医政部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部门等第三方监督；通畅患者投诉渠道，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对规范处方亦起着关键作用；启动“阳光用药”监控体系建设，加大中间流通环节的监控，实现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医生开方用药、药品使用的规范化、数据化和网络化，并通过电子监察系统，对医生用药情况进行实时在线跟踪监控；用“标准化治疗”遏制大处方。

　　陈重华委员也给出建议，各医院应开展反商业贿赂行动，严惩行贿者。同时，应让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限期在各级医疗机构组建专门的医院药事与治疗委员会，负责制定和不断完善医院的药品处方集，以减少医生处方的随意裁量权，并配以主要药品以通用名处方等措施，给患者知情权，从技术上减少回扣的可能性。此外，在遏制回扣、控制费用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不可避免地会减少，这就需要财政、医保等多渠道有更多的补偿机制，比如，将医保从中获益的一部分用于对医院的补偿。